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走进自己家的大门。
环顾四周，我喜欢我精心挑选的所有细节。我客厅的窗帘很完美。床上用品很柔软，厨房里配套的粉红色微波炉、水壶和烤面包机看起来很棒。
“这些都是我的!”我兴奋地想。
虽然姗姗来迟，但在进出医院和评估治疗单位(ATU) 12年后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住所。
十几岁的时候，我被诊断出患有轻度学习障碍和非典型自闭症。我上的是特殊学校，和妈妈一起住在家里，但尽管我得到了很多支持，我还是开始与心理健康作斗争。
我以前对事情很难过，真的很伤心。在我痛苦的时候，我经常会攻击周围的东西和人。
最后，在我十几岁的时候，我被诊断出患有人格障碍。有时，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，有时，情况变得如此糟糕，以至于警察被叫来了。
第一次发生的时候，我真的很害怕。我记得他们把我从家里带到了警察局，然后关进了牢房。虽然门是开着的，但我还是担心会发生什么事。
那次我被送回家，但这是我第一次被带离我的家，此后我还被带离过很多次。
我很快意识到我需要专家的支持。所以，当我大约25岁的时候，我被转移到一家长期住院医院，根据《精神卫生法》，我被拘留在那里。
这对我和妈妈来说都是一个彻底的打击。直到一切都决定了，她才被告知任何事情，但她无法阻止正在发生的事情。
在医院里，我一开始住在一个我自己的病房里。我服用了多种镇静剂，有护理团队24小时的支持，每周至少看三次心理咨询师。
随着我的进步，我被搬进了医院里的一间平房，尽管那里从来没有家的感觉。
我当时还住在一家专科医院，所以有很多限制。例如，电视机放在一个安全的柜子里，所有的刀叉都数好了，锁好了。
我也被限制在我可以看什么，我可以在电脑上做什么，以及我如何使用社交媒体。至于运动，我只能在我的平房周围的空地上散步。
另外，由于医院离我家很远，我妈妈很难去看望我。虽然我们经常用facetime聊天，但我最多一个月见她一次。
我不喜欢这样，因为除了有5比1的员工来约束我之外，我几乎没有什么人可以花时间在一起。有时，我感到难以置信的孤独。
然而，三年后，在我的精神病学会议上，大家终于同意我取得了不错的进展。我终于可以开始计划搬出医院了。
但这些事情需要时间，而且常常令人沮丧。“我不需要再呆在这里了，”我会对他们说，并解释说我想住在利兹，离我妈妈近一点。
但在2017年，他们终于告诉我，他们要把我放在第17a条上，这意味着如果我同意我住的地方，我将与支持提供者一起工作，并服用处方药，我就可以住在社区里。
从那时起，一切都开始改变。
不久之后，我遇到了Aspire的人，Aspire是一个社区福利协会，旨在帮助有学习障碍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在他们的帮助下，我将重新获得独立。
Aspire制定了一个计划来帮助管理我的行为，并最终减少随时支持我的员工数量。我被允许帮助挑选自己的员工团队，并设定我希望提供支持的方式和时间。
有太多的事情要做，这使得这个过程很慢。我花了18个月才有了自己的空间，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
我帮助选择了我的新家——它必须为我进行彻底的翻新和改造，我在工作进行的时候去了那里——Aspire还鼓励我挑选里面的所有东西。
我可以完全控制家具、装饰、窗帘、百叶窗和床上用品;从电视的大小到粉红色的厨房用具。现在，这就是我喜欢的。
虽然我仍然有支持我的员工，但现在比例降到了2比1，而且我通常对自己的生活有完全的选择和控制。
我开始参加一个日间服务，在那里我可以玩游戏，社交和进入社区。我加入了一个戏剧小组，交了很多朋友，包括我现在的未婚夫丹尼。
我还和利兹犀牛基金会一起打橄榄球，还上了大学。现在生活好多了，我又恢复了一些独立性。我享受每一天。
今年，我甚至被宣布为2024年维度领袖名单奖的获奖者，以表彰我从机构走向独立的历程。
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是，每年六月，我都会举办一个家庭聚会来庆祝搬进我家的周年纪念日——今年是第五个周年纪念日。
我在专科医院的生活经历不太好，如果我能避免的话，我永远不会回去。但是很多人没有这个选择。
目前在美国大约有2000人。他们中的许多人会在那里待很多年。然而，大多数人，像我一样，可以在自己的家里过上更好的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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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本篇文章《我在医院被迫住了四年》能对你有所帮助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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